“偶然性”者，“时势造英雄”。首先当时及以前的医学体系至少是不十分完善和成熟，虽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“凡方技三十六家”“医经七家”之说，但各家各派，医经医方，散金碎玉，学术和临床有“脱节”， 临床医学缺乏一个强大而行之有效的体系架构和思想“内核”来统领，故此时就需要一个旷世之才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。

其次，建安以来，军阀割据，战乱频仍，伤寒瘟疫横行，死夭无数，此时亟需有人创立一部可最大限度救民患于水火的临床医学，此时，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便横空出世了。

“必然性”者，只有仲景之“海纳百川”的包容性才能有此圣功。仲师以前及同时代并不缺乏有其才、有其能、有其勤的医界大贤，即如仲师于其《伤寒杂病论·序》中所举，（不说上古）中世就有长桑、扁鹊，前有公乘阳庆及仓公，还有仲师没有提及大约同时代的华佗等，这些个个都是身怀绝技，有奇才奇能，但他们都没能像仲景一样兼容并包地整理、完善、总结、创立并升华当时的医学成就，或者他们均有自己的绝学，但阴差阳错，都没能流传下来。

2013年底，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10部（有人说9部）医书竹简。有学者言，这些医书是失传已久的扁鹊学派的经典；更有学者通过考证得出，扁鹊最早建立了中医学术体系，中医学术史因之可能要改写。窃以为，即使如此，但从传承性、包容性和成熟度来说，扁鹊学术体系是很难达到仲师体系之高度的，此丝毫不影响仲师“医圣”的地位。

但窃以为，中医界长期对仲师的认识存在“偏见”，不全面。只认定其学术之“纯”，不承认其学术之“杂”；只认定其“伟大”，不承认其“普通”。

仲师学术之“纯”，乃其创立独特的以“伤寒六经分证”为核心的、内涵脏腑经络，又超于脏腑经络范畴的“辨证论治”临床体系。因此，医界纯经方派者谓“六经钤百病”，这也是仲师的“伟大”之处。于此，古今医界谈得太多，这里就不再赘言。

但作为“医圣”，其成就其实是建立在“杂”的基础之上，这个“杂”就是其学术渊源之“杂”。如伤寒六经次序就完全本于《素问·热论》，而六经病证的病位、性质及病机等也是于《素问·热论》基础上的发展和超越；《伤寒杂病论》虽誉为“方书之祖”，然其中一部分方剂乃源于伊尹《汤液经》，晋·皇甫谧《针灸甲乙经·序》云：“伊尹以亚圣之才，撰用《神农本草》，以为《汤液》……仲景论广伊尹《汤液》为数十卷（即《伤寒杂病论》），用之多验。”这在南北朝时梁·陶弘景所辑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（《汤液经法》的述要之作）中有充分证明，如其中小阳旦汤就是《伤寒论》桂枝汤、大阴旦汤就是《伤寒论》小柴胡汤、小青龙汤就是《伤寒论》麻黄汤、小白虎汤就是《伤寒论》白虎汤等，还有一些伤寒方乃《汤液经》方化裁而来，如此者不胜枚举。